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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美东:从政治文化角度解读中国梦

文章来源:法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作者:  点击数:次  发布时间:2015-04-17

 

程美东:从政治文化角度解读中国梦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143
政治文化主要指政治情感、政治认知、政治价值观等有关政治运行内在层次的问题。任何时空范围内对于特定政治制度、政治体制的选择是否具有生命力最终决定于其是否符合其所在时空内的政治文化的要求。任何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的科学性与否最终都取决于其内容是否符合特定的政治文化的要求。中国梦是新一代中共领导人提出的重要的政治理念。习近平总书记在各种场合都反复强调要实现以民族复兴为基本目标取向的中国梦,并对中国梦的理论内涵和实践目标做了明确的解读。在党和政府的各种文件中中国梦也成为一个闪耀的名词概念。这些事实告诉我们,中国梦已经毫无疑问地成为中国政治生活、社会生活中重要的理念,它对于中国现实和未来的发展必然会起到很大的影响。对此,学术界应该要予以充分的重视,通过认真的研究来了解其真意、辐射其社会价值,使人们从更宽广和深远的眼光来理解这个命题的意义,从而有助于其具体的实践操作机制的形成。
如何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来认识中国梦?我想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谈谈自己的认识:
一、超越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上关于国家意识形态理解上的差异,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保持持续的活力注入了新鲜的政治资源。
改革开放以来,主要围绕着如何改革、如何开放的问题,中国社会各界在思想方法上产生了一定的分歧。这些分歧一开始集中于具体领域、具体的体制机制、方式方法、时间空间的范围等问题上,这些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就涉及到意识形态领域,有些人以为通过意识形态的彻底改变就会保证改革开放的成功。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曾提出过不争论的策略,其目的不是不坚持意识形态上的原则性,而是防止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蔓延化,并因此而陷入空谈误国的境地。但30多年改革开放所积累的有关意识形态认识上的差异非常多,从大的方面来看至少表现为以下几点:  在政治上虽然总体上国人对于坚持中国特色具有坚定的共识,  但始终没有对于坚持现有的政治制度具有坚定的自信,尤其是在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的挑战下,中国究竟如何选择西方政治制度、体制的合理性内容获得确定的认识。无论是自由主义者、新儒家、新老左派,还是新权威主义,他们的政治主张都在国内有一定的受众,虽其影响明显地有限,但明显地对以四项基本原则为基础的我国政治制度的现实合理性提出了很大的挑战;在经济领域,我们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对这30多年改革开放实践的指导性影响呈现明显式微的取向,在我们已经加入世贸组织、融入到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大背景下,我们经济发展的内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越来越受到一些人的质疑;至于文化领域得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始终充满争议,始终就如何在具体的机制、体制上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上缺乏共识。这些分歧是不可能通过一般的行政手段而能消除的,让这些分歧不断沉积下去无疑是慢性自杀,最好的办法就是建构一套超越这些分歧的政治文化体系。这种超越既必须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又必须在形式和内容上实现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中国梦抓住了近代中国人学习西方的内在动因,反映了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的历史过程,把握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线索和规律、取向,因而这个命题既内在地坚持了近代以来中国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合理性,又给马克思主义发展提供了符合中国习惯、心理的无限宽广的外在形式。总之,中国梦命题对于当前中国人凝聚共识、消除各种认识差异无疑提供了丰富的政治资源。
二、这是增强中国政府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掌握政治话语主导权的有力尝试。
任何一个执政党和政府必须要有一套能够激发民众热情、砥砺民众意志、鼓起民众士气、吸引民众眼球的话语体系,没有这套话语体系,一个政党和政府就无法获得话语的主导权,其执政的合法性和效率就会大大降低。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互联网、手机时代的到来,社会价值观的多样化,社会舆论的丰富性,利益群体的重新组合,社会环境的不断开放等新情况的出现,使得党和政府的话语主导权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和削弱。这种局面的发生,从总的来看是中国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大环境下产物。因为为了拨乱反正,就必须要从过去的政治话语体系中转换过来,为了改革开放事业的顺利发展也必须要从创造新的话语体系。但问题是我们在解构旧的话语体系时,没有及时地建立新的话语体系。缺乏适时合适的话语体系,执政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号召力的发挥会受到很大的制约,执政党和政府的决策、措施往往得不到民众的深层次的理解。任何国家执政党和政府都必须有一套切合本国民众人心、为他们所自觉和不自觉地认同的政治话语,这是政党政府保持社会秩序和效率的基本的文化前提之一。我们党和政府在这30多年中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的总体中做了很多的事情,但在将这些成就总结、内化、上升到为具有高度包容性内容的政治话语体系上显然存在欠缺的空间。没有为老百姓所信服、熟悉的话语体系,执政党和政府往往被动办事,容易陷入事务主义,还容易在应急的要求下脱离自己的理想和宗旨。这个局面不解决是不行。我们不但有富有生气活力的对内的政治话语体系,还要有开明开放、进去公正民主等精神内涵的对外话语体系,只有这样,我们的事业发展才能符合现代化发展的方向。而目前我们的党和政府在对内对外的政治话语中都缺乏能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主导权。面对这种情况,简单地通过行政方式来扩大话语权是不行的,必须要通过话语体系本身的转换才能获得成功。中国梦作为一种政治语汇,避免了一般的意识形态话语所具有的强烈的政治色彩,国内外的不同层次的主体都能从中国梦中看到中国新的领导人清晰的执政思路,也因之中性化的色彩和多元化的主体而呈现出巨大的包容性。所以,这个命题的提出已经空前地获得了中国广大民众的认可,广大人民群众不断从这个朴实的命题中寻找各自的发展着力点。这就就充分地说明了其在政治话语主导权方面获得了成功。
三、凸显了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内在驱动、基本轨迹和走向,为现实和未来中国政治发展的走向提供了历史文化资鉴。
任何现实政治的合法性、合理性、必然性都有其历史依据。近代中国政治发展是在西方的挑战中开始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经历了无数的艰难困苦。激励中国人走出这崎岖不平、九曲回肠的道路的是民族复兴的愿望,是基于中国梦的不懈追求。所以,提出中国梦这样的政治口号、政治命题,就是要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说明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真正动因,说明了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中国共产党登上中国政治和社会舞台的必然性  所以,运用中国梦可以把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内在脉络打通,可以将近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起过进步作用的各种思潮、流派、人物的共性凸现出来,这对于消除历史虚无主义的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提供了科学的知识工具。通过近代中国梦历史任务和实践的梳理,可以使得人们增强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价值的认同认识,   这对于我们当下和谐社会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资鉴作用,对于未来中国如何更进一步围绕民族复兴梦而完善中国政治建设也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尤其它有助于我们在现实和未来的中国政治发展中地实施改革,把历史、现实、未来有机全体地结合起来推动中国的发展。中国梦是一个可以把近代不同的政治力量、政治实践围绕着现代化民族振兴而能串联在一起的政治话语,它内在地表达了对于这段历史内那些为中国的振兴发展而在不同的实验中推动中国进步的历史人物和历史活动的尊重,更内在地鞭策现实中国人去超越各种认识分歧、利益争端,而共同围绕中国梦实现的目标前进。这个话语由于没有脱离历史,也没有脱离群众实际的需要,所以他它一定具有生命力。
四、反映了当前中国人整体对于民族文化越来越强烈的自我认同的情感和愿望,中国梦从政治设计上适时地回应了这种情感和愿望。
近代中国在屡战屡败、积贫积弱的中外对比中,在西学东渐的热浪吹拂下,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有着强烈的民族文化自卑的情结。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时期,出于破旧立新的革命和建设的需要,我们对于以传统文化为重要内容的民族文化也在不经意中加以忽视。在改革开放之后一段时期内,长期闭关锁国使得在骤然打开国门后很容易使人主要在物质产品的巨大差异中又产生过民族文化自卑、甚至自虐的倾向。  进入20世纪以来,中国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文化的魅力在此凸显。此时的中国人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再次获得了对于中国文化、中华民族的强烈的自豪感、自信感,这是中国现代化中最为令人振奋的事情,他表达出这样的信息:中国道路得到人们文化的认同,中国精神得到了激发,中国人力量已经被激发出来,这个时候,只要有合适的社会领导者适应民意,打出这张关键牌,那么就可以使得中国共产党在未来获得了政治组织力,更增强了党的群众基础,使得党的领导合法性大大加强。任何政治理论、政治实践如果不懂得尊重民众文化上的自我认同的情感和愿望,那么它就一定会失去民心,政治秩序和效率必然会受到根本的动摇。